唐高宗时期，文治武功并举，大唐的疆域极为辽阔，成为了当时世界的中心，周边的异国朋友纷纷朝贡，来朝拜天朝的威仪。作为太子，李贤自然亲历了多次盛大的朝贡典礼，这些珍贵的记忆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章怀太子墓中，有一幅独特的壁画——《客使图》，描绘了外国使臣们等待朝见的情景，这在唐代墓葬壁画中十分罕见，具有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
原本有两幅客使图，分别位于墓道的两侧。我们先从东壁的客使图讲起。图中共出现了六个人物，其中三位是唐朝的官员，三位则是来自外国的使臣。唐朝官员的服饰端庄严整，三位官员戴着武弁大冠，内衬平巾帻，身着红色广袖长袍，领口处露出白色的内衬，腰间系着宽带，带下垂着长长的衣裙，脚踏翘头靴。整体的装束和《旧唐书·舆服志》记载的朝服相符，但与该朝服标准稍有差异，如未佩戴剑、珮和绶，这表明他们的品级大约在五品以上，七品以下。朝服常用于重要的国家仪式，如祭祀、朝拜等，而壁画中官员的衣着正是这些庄重礼仪的象征。
展开剩余80%在唐朝，宾礼是外交中最重要的礼仪之一。《唐六典》中明确列出了宾礼的程序，包括接待异国的王公、使节，授予贡品，安排宴请等。根据三位外国使者的衣着特征，他们不太可能是国王，更可能是王国的使者。大明宫自663年竣工以来成为了帝国的政治中心，而外使的宾礼仪式也是在这里进行的。外使在唐朝官员的引领下，通过丹凤门进入宫殿，之后步行至含元殿外等待与皇帝会面。因此，壁画中呈现的三位唐朝官员与三位外国使者的场景，很可能发生在大明宫的前院，正是由丹凤门到含元殿的过道。
在对这三位唐朝官员的服饰和职务的研究中，许多学者曾认为他们是鸿胪寺的官员。然而，鸿胪寺主要负责外使的初步接待，并不参与具体的觐见礼仪。经过进一步考证，这些官员更可能是中书省的通事舍人。通事舍人负责引导外国使者的朝见，他们可以佩戴武弁大冠且通常不佩带剑和珮，符合壁画中的描绘。因此，壁画中的三位官员很可能是当时中书省的几位通事舍人。
那么，这三位外国使者来自何方呢？学者们对于这些外使的身份提出了不同的猜测，诸如东罗马、高丽、新罗、靺鞨、契丹等。然而，唐高宗时期与唐朝有交往的国家众多，且许多民族的服饰文化相似，因此，准确辨识这些使者的身份并不容易。通过对昭陵和乾陵中其他蕃臣形象的分析，我们发现，唐代的外交使者往往是具体的个人，而非某一民族的泛泛描绘。这一原则也适用于章怀太子墓的客使图。因此，壁画中的外国使者应该是李贤太子在位期间实际接见过的使者。
我们来看其中一位穿着朱缘大袖白袍的使者，头戴鸟羽冠，腰系白带，脚穿黄皮靴。根据《旧唐书·东夷传》的记载，高丽王国的官员服饰正好与这一形象相符。高丽王朝的贵族常佩带鸟羽冠，穿着类似的服装。因此，这位使者极有可能是新罗使者。此外，历史记载表明新罗曾在唐高宗时期朝贡，李贤也必定参与了这一盛大仪式。
此外，壁画中还表现出了一名高鼻深目的使者，他穿着翻领袍，学者们一度认为他可能是东罗马的使者。然而，东罗马的官员衣饰与这一形象并不一致，龟兹国的服饰样式更为相似。龟兹国的贵族常穿翻领袍，而且龟兹人也以高鼻深目为特点。因此，这位使者更有可能来自龟兹。
再看第三位使者，身穿毛帽、披皮斗篷、穿毛裤的形象，他的服饰风格与黠戛斯人相似。黠戛斯人生活在唐朝的西北边陲，以皮草为常服，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季。此使者的服装正符合这一特点，因此，他很可能是黠戛斯使者。
通过以上分析，我们可以推测，壁画中的三位外国使者分别来自新罗、龟兹和黠戛斯。他们所代表的国家曾在李贤担任太子期间与唐朝有过外交往来，而壁画则记录了这一重要的历史场景。
相较之下，西壁上的客使图呈现的场景略有不同。这里的三位唐朝官员穿着更为简便的常服——袴褶，而非朝服，显示出这不是一场正式的朝见仪式。与东壁图不同，西壁图的异族使者也显得更加复杂。第一位披发的使者身穿圆领袍，佩短刀，很可能是突厥使者；第二位头发束起，涂朱色面庞，应该是吐蕃的使者；第三位戴尖顶胡帽，穿双翻领袍，极有可能是中亚的粟特人。
这些细节揭示了壁画所描绘的场景，并非单纯的朝贡典礼，而是一个具有特殊背景的外交接见。西客使图中的吐蕃使者，很可能是在李贤担任太子期间，来唐朝请求和亲的使者。
总结来看，章怀太子墓中的客使图，不仅是对李贤参与的历史外交事件的真实再现，也是对李贤身为太子时所承担责任与使命的一种象征。这些使者代表了大唐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多元文化的交汇，而李贤作为太子，深知国家的责任与胸怀宽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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